• 周六. 4月 13th, 2024

文/赵发胜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下令学校废除儒家经典的教学,理由是“忠君不合共和政治制度,尊孔不合民意”。宗教信仰自由。”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正在整顿儒家经典教育。 已纳入中小学国民教育必修课,编写了四套优秀国学教材。 儒家经典教育似乎正在经历一个世纪的轮回,其历史意蕴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儒家孝道文化论文_儒家礼学思想和文化自信的关系_儒家文化圈

赵发胜老师出席儒家经典教育课程会议

儒家经典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与儒家现代性的研判密切相关。 两者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没有人会质疑五四先贤批判孔子的主观动机。 如何推动古老帝国的现代化转型,避免中华民族分裂的命运,是他们内心关心的问题; 为此,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 它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指明了方向。 因此,如果儒家经典真的与共和政体格格不入,尊孔真的阻碍信仰自由,那么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教育就可以走到尽头了。 毕竟,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不能为了复辟而牺牲现代,也不能为了古人而牺牲现代。 牺牲今天的人。

然而,一百年后再看这个问题,确实有不同的感受。 在东亚近代史上,最早完成近代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完全排斥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在东亚最先迈入现代化行列的四小龙中,儒家传统并没有像祖坟一样受到诟病,反而仍然受到尊重。 儒家的一些修身、做人思想在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组织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一些随后进入现代化行列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在那里,华人社会依然珍视和继承着以儒家伦理为主体、儒释道相辅相成的文化传统。 儒家伦理对于家庭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并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相反,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困难。 这至少表明,儒家道德不一定是现代转型的绊脚石。 事实上,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本身就有很多方面,文化与政治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 在救国大于启蒙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五四先贤们也许把这些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显然,我们不能说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都适合现代社会。 其政治思想的很多内容,比如汉代以后儒法互补而形成的三纲,确实与民国不符。 否定三纲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共识。 但五伦与武昌道不同。 五伦强调五种双向互动的人际关系,规定了父子、夫妻、上下、兄弟、朋友之间相互的道德义务。 它不同于仁、义、礼、智、信的武昌道。 同样,经过适当的修改和改编,它仍然是当代人一刻也无法逃避的伦理法则。 否则,人与动物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社会的道德底线就会被突破,从而将社会置于伦理秩序的中心。 陷入危机。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社会步伐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五公、五恒的要求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 因此,牟仲健先生主张现代社会:“三项基本原则一个都不能有,五项基本原则一个都不能缺”。 五四圣人在批判孔子时,显然缺乏对儒家一般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必要区分。 结果,他们误解了传统文化的判断,混淆了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 例如,我和祖父的关系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 在政治权利上,我们是平等的。 祖父不能仅仅因为是祖父就享有比孙子更多的公民权利。 然而,从道德资历上看,我们确实是不平等的。 爷爷和孙子不能本末倒置。 孝敬老人是人们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 比如,在餐桌上,请爷爷先用筷子。 正如孔子所说:“饮酒食,先生夫人食”,行走时“长辈后幼辈”,并不违反政治平等的原则,而是人伦亲情的表现,从而培养尊老爱幼的良好家风,儒家思想首先是唤醒人们的亲情血脉和亲情,然后扩展到天下,在民间培养君子人格。

从现代社会转型的经验来看,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数百年来坚持尊孔读经,既不与共和政治制度冲突,也不侵犯信仰自由。 其原因在于,儒家道德在坚持现代依法治国理念的同时,又局限于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充分发挥其修身、齐家、化民的作用。 ,从而在社会伦理和政治领域之间建立了一条界限。 限制。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能消除儒家伦理政治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消除人们对所谓“政治儒学”的担忧。 这也说明五四先贤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如果不能厘清政治与伦理的界限,政治化伦理或伦理化政治,必然会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发生冲突,再现清儒批判理学中所说的“以理杀人”的后果。

回顾百年来儒家文化的命运,总结沉重的历史教训,我们或许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审视和评价儒学,对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做出一些平衡的评价。 与任何古代文化思想一样,儒家思想也确实包含着足以适应现代社会并与现代社会发生冲突的因素。 事实上,古代儒家早已对此有所洞察,并提出了恒与变的概念。 前者代表儒家恒道,一种超越时空的价值准则; 后者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只能适合一定时期。 具体时期。 对于前者,主要原因是道教不足以延续; 对于后者,需要改革,但不改革就足以开启新的生活。 通过传承和创新实现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儒家文化的当代使命,而这一使命将首先落实到国民教育体系中,通过儒家经典的回归来实现。 因此,百年变迁注定不是儒家教育的复兴,而是再创造,并通过这种创造实现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超越。

钱学森的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现代教育界的一大难题:为什么看似如此先进的现代教育却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师? 事实上,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早在80多年前就已经提前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称现代中国教育是一种非中非西的教育。 所谓失败,就是失去了儒家品格教育和人格发展的传统; 所谓不西方,就是白学了西方教育的形式,却没有学到西方教育的创造性。 因此,中国教育的当代出路在于融会中西、贯通古今。 这也是造就未来大师的必由之路。 百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两个方面证明,无论要经历多少坎坷和曲折,中国教育最终只能走上这条唯一平坦的道路。

在此背景下看山东省经典必修课试点,足以体会其非凡的历史意义。 中国大陆的古典教育在学校已经断绝一百年了,时代呼唤经典回归,解决当代教育意识迷失的问题。 赋予儒家经典教育必修课的地位,意味着儒家经典教育真正回归国民教育,其意义不可低估。 目前,全国学校的经典学习表面上很热闹,但实际上意义有限。 大多以早读或校本课程的形式进行。 它们不仅不是必修课,甚至连选修课都算不上,也不是真正的课程。 。 由于不是必修课,缺乏专门的课时、教材和师资,所谓的经典教育成了名副其实的“外在教育”。 那些同时负责经典教育的中国教师,不忘经典的道理和学生的修养。 这是他们自己语文课的考试成绩。 可以说,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朝。 这自然是发挥神奇力量的试验棒。 海外中国文化课程老师曾告诉笔者:如果没有考试,学生和家长立刻就会对古典教育失去兴趣。 因此,只要不能课程化、不是必修课、不纳入考试科目,无论口头上把古典教育的地位提升到多么高、多么重要,都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说法,仅仅让人听起来舒服,注定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就像为一个大学毕业后无法获得学籍的孩子描述美好的未来一样。 因此,我们期待山东省传统文化教育纳入必修课这一历史性工程能够克服各种现实困难,取得务实的进展和突破。 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正式成为国民教育必修课之年,将是当代经典教育真正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