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三. 5 月 22nd, 2024

武夷山冲佑观历史考

关于武夷山冲佑观的探讨和研究,学术界已有部分成果,主要有黄永锋《武夷山道教文化》1、兰晔《宋代武夷山冲佑观及其提举官》2、邹义煜《历史时期武夷山儒释道的构成及其关系》3等。总体而言,对武夷山冲佑观的研究较集中于从三教合一的角度和对冲佑观中提举官的考察,而现有的研究还不足以呈现冲佑观的发展历程全貌。武夷山在道教名山体系中地位显赫,被称为第十六小洞天“升真元化洞天”。冲佑观在北宋时期被列为全国九大名观之一,更是证明了其为武夷山道教宫观中颇负盛名的存在,十分具有研究价值。本文将以徐表然、衷仲孺、董天工等所作《武夷山志》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对武夷山冲佑观的历史沿革进行研究叙述和考证。 

图片现代的武夷宫

唐宋之际的武夷山冲佑观

冲佑观坐落于武夷山大王峰南面,一曲溪北面,问津亭沿溪西面。据相关文献记载,武夷山冲佑观的兴建约开始于唐天宝年间。明人徐表然《武夷山名胜图绘》之序记载:“武夷自汉唐遣使祠祀止设坛墠,唐天宝间始即洲渚中建观,迨南唐后主李璟为其弟李良佐敕建,今址山中之琳宫玄刹,咸有碑碣。自兵燹之后无复孑遗,聊录其一二俾览者,知其所自始云。”4

徐表然《武夷山名胜图绘》一曲中对冲佑观亦载:“冲佑万年宫,在大王峰下,先名武夷观。汉设坛墠,唐始为屋,明皇天宝年间,即洲渚创建。伪闽增饰殿宇。南唐后主弟讳良佐,访道居武夷,后主敕有司为之弘,创移建令址,赐会仙为额。”5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载:“溪北大王峰左,前临溪岸。初,汉武帝设坛以乾鱼祀武夷君。唐天宝中,始创屋于洲渚,曰天宝殿。伪闽王审知增饰之,称武夷观。南唐保大二年,元宗李璟为其弟良佐辞荣入道,在观修持﹐册封演道冲和先生,敕有司移建今址,名会仙观。”6
徐表然和董天工关于冲佑观在唐宋之际的历史记载大体一致,根据上述文献记载可以整理出冲佑观前期的一段历史。冲佑观在唐天宝年间始为屋,初建时并不在今址上,而是筑屋于一曲的洲渚之上,称天宝殿。但就古籍绘本中冲佑观位置的考察,冲佑观位于一曲溪旁北面,与天宝殿同属一曲,距离相当近,故将“天宝殿”作为冲佑观最早的形态,也是较为合理的。关于天宝殿的修建时间,据明代衷仲孺《武夷山志》题刻篇7和清董天工《武夷山志》敕封8载,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因敕封天下名山大川,曾在冲佑观门外同亭湖畔留有石刻记其事。所谓唐刻石,极有可能是建屋时留下作为记录的石刻,由此石刻可以大致推断出“唐始为屋”的时间至迟为天宝七年(748),修建者可能是登仕郎颜行之。该石刻在明代武夷山水枯竭时犹仿佛可见,至清代时已不可见。
五代十国时期,冲佑观也在继续发展。王审知及其兄王潮跟随王绪起兵入闽,王绪因兵变被杀,王审知则接受朝廷任命,成为闽王。在任职期间,王审知励精图治,将武夷山的宫观重新修整和增饰,并将“天宝殿”改为“武夷观”。除此之外,王审知少子王延羲,亦有可能参与到冲佑观的建设。后晋天福年间,据《资治通鉴》卷2829记载可知,王延羲为躲避皇帝猜忌之祸而佯装疯病,闽主昶赐其道士服,并将他置于武夷山宫观中。虽史料中未有记载闽主昶置王延羲于武夷山哪处宫观中,但就五代十国时期武夷山宫观的修建程度和王延羲的地位而言,王延羲极有可能是留居于不久前重修增饰的武夷观中。王延羲虽在武夷山留居不久便被闽主昶召回,但受到其特殊的地位的影响,亦可吸引来大批道士和羽流游历武夷,加之王延羲后继任为闽国君主,冲佑观的整体建筑和地位从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提升。
至南唐时期,冲佑观或名会仙观得到进一步发展。关于会仙观的建造时间及其修建位置,重要的史料有以下三条:

图片明代徐表然《武夷志略》一曲图

明徐表然《武夷山略》中收录的《南唐御帖》:“敕建州武夷山升真玄化洞天,武夷观可改赐会仙为额,仍令所司日下准备木植,别择高爽清净去处,鼎新创造,照依降去格式,务要简朴。其山方圆一百二十里,与本观护荫,并禁樵采张捕,违者所司按法施行。保大九年二月。”10
明衷仲孺《武夷山志》:“李良佐,字玄辅,南唐后主李璟之弟,赋性冲淡焉暮希夷。保大八年辞后主访道武夷,遂居之焉。旧观唐创在洲渚间,后主敕有司移建今址,仍赐会仙为额,环山悉禁张捕樵采,铸钟一口,自金陵航海达闽。而至山中敕封玄辅为演道冲和先生,复增修观宇,赐田给众。后三十七年坐化于清虚堂,乃本宫开山之祖师之始也。”11

图片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冲佑观图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五:“南唐保大二年,元宗李璟为其弟良佐辞荣入道,在观修持,册封演道冲和先生,敕有司移建今址,名会仙观。”12

上述材料中会仙观的修建时间并不一致。徐表然《武夷山略》中认为会仙观的修建时间是南唐保大九年(951),衷仲孺《武夷山志》则认为修建时间应在保大八年(950)之后,而董天工《武夷山志》中却是认为在保大二年(944)。会仙观是南唐元宗李璟为其弟李良佐访道武夷,将原来的武夷观移址修建而成,其修建的时间应受到当时的情况的影响。而据《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所载内容13可知,武夷山位于建州内,原属于闽国的辖区范围内。后晋天福五年(940),王延羲攻打建州,开启了闽国内战。王延羲败后,王延政以建州建国,改元天德。天德二年(944)即保大二年,南唐李璟欲趁闽国之乱攻打,至李璟攻占建州已是保大四年(946)。因此保大二年时,建州尚不属于南唐统治范围之内,加之战争的影响,李璟应该不会在此时为李良佐修建会仙观,所以会仙观的修建时间最早应在保大四年,至迟在保大九年。

图片明代杨尔曾《海内奇观》 武夷山图

李良佐于南唐保大年间访道并留居武夷,在武夷修道三十七载,聚集了众多道士羽流,弘广道法颇有成就,被誉为冲佑观开山之祖。南唐元宗以其弟“辞荣入道”,将其弟封为演道冲和先生,诏令将洲渚间的旧观移至一曲北岸畔“高爽清净”处重建,改“武夷观”一名为“会仙观”,并规定将方圆一百二十里的土地皆归会仙观管理,禁止渔樵捕猎。14而方彦寿先生认为李璟的举措实际上是将武夷山风景区纳入以道观面目出现的皇家行政管辖之内。15南唐光州刺史张绍16也曾撰写过一篇《会仙观铭》17来记录李璟赐额这一历史事件。铭文回溯了南唐元宗的伟大功绩,渲染了会仙观当时的盛况。南唐皇帝敕封赐额不仅是冲佑观成为武夷山代表性宫观的重要标志之一,更是代表着冲佑观在唐宋之际的日渐发展,使道观的官方认可度不断提高,至南唐时其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宋代极盛时期的武夷山冲佑观

宋代,冲佑观成功过渡到它的极盛繁荣时期,到达其发展之顶峰。在北宋陈元靓编撰的《事林广记》中,冲佑观被列为全国九大名观之一。18除皇室赐额并为其所祀仙人敕封仙号外,更是成为宋代官方投送金龙玉简处,其自身也屡屡得到宋代皇帝的各种御赐田财。
据徐表然《武夷山名胜图绘》载,宋咸平年间,宋太宗为会仙观御书“冲佑”之额。19但“咸平”是宋真宗年号,故应是宋真宗为会仙观御书。且据衷仲孺《武夷山志》载:“宋咸平二年,太宗御书‘冲祐’二字以旌其霛。绍圣二年,大建宫殿,因改名冲祐。绍定二年重建天宝殿。天历己巳,改观为宫,加赐万年二字。”因此宋咸平二年(999),宋真宗为会仙观御书,会仙观开始有“冲佑”之名。
宋人熊禾的《升真观记》中也叙述了会仙观到冲佑观的变迁。“宋绍圣二年,观锡额冲佑,武夷君始有封号。端平元年,十三仙亦列封焉。凡祈雨旸,则遣使缒金龙玉简于洞,靡不响答。”20会仙观正式变为冲佑观是在宋哲宗绍圣年间。宋哲宗于绍圣二年(1095)锡额给会仙观,正式将其更名为冲佑观,冲佑观由此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北宋时期为嘉奖神仙对社稷百姓有功,由中央为仙人敕封仙号,冲佑观仙人在北宋年间共受敕封两次。其一是宋绍圣二年“祈雨武夷,获应,敕封显道真人”21,至此武夷君开始享有官方正式封号。其二是宋元符元年(1098),徽宗加封武夷君为显道真君。22
南宋时期,由于中心南移,南方的道教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武夷山冲佑观在福建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朝廷亦多次敕封冲佑观仙人。吴泳《鹤林集》中尚留存南宋皇帝对冲佑观仙人的三份封号敕文23,而董天工《武夷山志》中也有记载敕封的内容24。从史料中可以发现,北宋至南宋时期,在官方对武夷山仙人的敕封仙号方面,呈现出以下变化:一是敕封武夷山仙人的范围不断扩大。北宋绍圣到元符年间,朝廷敕封的对象仅是武夷君,但从南宋绍兴十八年开始,朝廷敕封武夷山的对象范围扩大到魏王子骞等十三仙人以及冲佑观正神潘遇。二是敕封仙号的地位逐渐提高。北宋时期,武夷君的名号先为显道真人,后加封为显道真君,在神仙封号的地位上有所提升。端平年间,朝廷对武夷君再度加封,增号为显道普利冲元真君。嘉熙年间,朝廷将冲佑观的部分大神加封真君,小神加封侯,女性夫人加封元君,武夷君二度增号。朝廷的敕封活动推动了冲佑观这一钦定道观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冲佑观神仙体系的完善。
此外,武夷山冲佑观在宋代更是成为官方投龙处之一。“自乾兴迄熙宁末遣使降香,投送金龙玉简者凡二十。”25这则史料表明武夷山冲佑观成为官方的投金龙玉简处始于北宋乾兴年间。《宋史·礼志》载:“天圣三年九月,帝宣谕:‘近内臣南中勾当回,言诸处名山洞府﹐投送金龙玉简,开启道场,颇有烦扰。速令分祈,投龙处不得开建道场。’”26《武夷山志》和《宋史》记载的时间较为吻合的,可以说明这种遣使向武夷山投送金龙玉简的做法,大致是从宋真宗乾兴元年开始执行,三年后即天圣三年(1025)因规模庞大,扰民颇多,曾一度下旨予以改进和限制。在宋仁宗景祐年间,投龙一事又有所变化。中央为防扰民,下令武夷山今后如遇设醮,要尽可能简洁,并且投龙的道士从建州内选,不再派其他道士。从此文献可以发现,在北宋时期确实有在武夷山投送金龙玉简一事,并且仪式规模不容小觑。27

南宋朝廷亦曾多次遣使投送金龙玉简。嘉定年间,武夷山作为江南道中的道教名山,依旧作为投龙简处。28而在嘉熙元年(1237),据《武夷山略·祀典制章》载,朝廷命道士二十一员于建宁府武夷山升真玄化洞天冲佑观启建灵宝道场,一昼二夜并设醮三百六十分位,并往武夷山升真玄化洞天投送金龙玉简,以保延国祚、恭祈阚续。29武夷山冲佑观位于十大洞天外的三十六小洞天的“武夷山洞”亦被作为投龙处。除此之外,朝廷更是将灵宝道场设于冲佑观中,这对武夷山冲佑观乃至武夷山道教而言可谓泽深恩重。

宋廷对冲佑观也多有赏赐。宋时,赏赐为由皇帝制给或降赦之田地。赏赐是道观,尤其是大型宫观获取土地和其他东西的重要方式,亦是道观经济的支柱之一。30赏赐主要包括土地和钱财。宋代统治者对冲佑观颇为眷顾,据明代复建冲佑观时的碑刻记载:“武夷宫自汉唐以来,历代皆有赐田,通计一万一千余亩”,31而这其中大部分的赐田来自宋代。如在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赐田百斛,并“诏宏广观基,增修屋宇至三百余间”,32道观建筑面积高达百亩,成为宋代全国六大名观之一。元符元年(1098),哲宗仅一次就赐钱八十余万,赐建阳田十余顷。33与此同时,宋廷还蠲免粮差,将免除税收与徭役作为一种赏赐。据董天工《武夷山志》记载:绍圣二年(1095)十月望,武夷山冲佑观出现群鹤集于庭的祥瑞之事,三日后,皇帝降旨在冲佑观,命其大建宫殿,并且复其税役。34至政和六年(1116),朝廷又加制瑞鹤旗。35因武夷山有瑞异现象出现,皇室对其赍田躅租,间接推动了冲佑观道观经济的发展。

冲佑观除了官方的赏赐之外,其信徒也多有赠施。宋理宗绍定年间,江师隆治钱塘水孽有功,被赐号金门羽客。二年,道录江师隆重新修建冲佑观,增加扩充殿宇,使堂厨廊庞一新。36除高道赠施重修冲佑观外,亦有名贤重修冲佑观主殿三清殿并著疏。宋人刘子翚为崇安人,被世人称为屏山先生,曾主管冲佑观,留居武夷山后为祭祀先祖,益严祀典,施以钱财修缮冲佑观三清殿,使道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37
武夷山冲佑观在宋代至其繁荣发展时期。在宋廷皇权的鼎力支持下,成就了冲佑观较为健全的神仙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名道和士大夫群体的共同努力下,推动了冲佑观道学内容、内涵的丰富和完善。冲佑观在历朝历代的名称虽不尽相同,至元明两代改成了冲佑万年宫和冲元观,然“冲佑”一词却相沿至今,概后人时常追忆、凭吊宋代冲佑观兴盛之缘故。

元明清时期的武夷山冲佑观

元朝中期,武夷山仍然比较兴盛,宫观仍时有修造。有史载:“天历年间,武夷山改观为宫,并加‘万年’二字,更名为‘冲佑万年宫’。”38清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元泰定五年,改观为宫,称万年宫。”39天历为元文帝所用年号,起始时间为1328年8月,而泰定为元泰定帝所用年号,泰定五年是为1328年8月止,两者相互吻合,所以就此时间推测,冲佑观改为冲佑万年宫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在1328年8月。

“道教建筑中,小者为观,大者为宫。”40元统治者改观为宫,冲佑观在元代的囊括范围不断扩大,兴许周边的建筑大多都被纳入到冲佑观的管辖范围之内。就道教建筑规模和级别而言,元代的冲佑观较宋代有一定的发展,并且皇室为冲佑观加上“万年”二字,以表其对冲佑观的美好愿景。文人墨客对冲佑观的美好理想也与皇家政策相契合,“万年宫”一词在其诗词中频频所见,如马皋的《万年宫望幔亭》、杜本《读虞伯生万年宫碑记》等。41但总体而言,由于元朝施行的民族和文化政策,所以相对于宋朝对道教的信奉和支持,冲佑观在元朝的整体待遇有所下降,其发展速度有所减缓,暂处于保守过渡期。

入明以后,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道教影响有所减弱,武夷山道教较前代有所衰弱。武夷山冲佑观的朝廷支持力度虽不及宋代,也还算圣恩绵延,总体上冲佑观在明代的发展较为百折千回。

“明兴,仍称观,改冲元观。正统四年正月火,后又遭兵燹。天顺、成化间虽屡有修葺,未复其初。弘治末,道会詹文皓募众修理,嘉靖四年冬又火。明年,本观提点詹本初创复,所费浩繁,阅两岁始成,冠冕宏敞,允称名山巨构云。”42

明初虽改称其为“冲元观”,但明代史料中仍多称其为冲佑万年宫。明正统四年宫观遭受火灾,后又遇到兵燹,宋元留存下来的宫观建筑已然不复存在,冲佑观几度倾颓。虽然经过天顺、成化年间的几度重修,但整体的建设大不如前。弘治年间末,道会中的詹文皓向社会募捐钱财以修理宫观,但于嘉靖四年冬季又遭遇一场大火,重建的宫观毁于一旦。翌年,冲佑观提点詹本初主持大规模修复扩建,不惜人力和巨资,直至嘉靖七年(1528)才重建成,重建后的冲佑观冠冕宏敞,焕然一新,成为“名山巨构”,重建后,詹本初又复其名为“冲佑万年宫”。

冲佑观虽然重建完成,但因明初久颓废,冲佑观田产零落,出现羽流私典观田,豪民侵占观田的情况。据明代张凤翼《朱邑侯复武夷宫田始末记》43内容可知,冲佑观自汉唐以来,历代皆有赐田,通计11000余亩。这些田产成为观内道士的生活之本,租赋、修葺宫观等皆出于此。明前期因倭寇之乱,福建许多寺观均因供军需而倒闭,唯冲佑观实力雄厚,得以独存。但后因管理不善,观内缺少生活来源,道士因不忍贫困而离开道观。又因无田能耕、无人耕田,里甲为征收粮食甚至毁坏了许多观屋来作为征粮的替代品,遂使冲佑观逐渐萧条。明穆宗隆庆辛未年间,朱邑侯来崇安主理政事,起初不信道士与里甲之言,杖责其并不受理观田典当之事。数月后,朱公又重新审理豪民占观田之事,审理后豪民皆服从命令,三日内归还观田缴纳赋粮。自此之后,多数观田被归还,道观内的道士有了生存来源,原来离去的道士又重返冲佑观,破旧损毁的宫观得以复修,诸儒祠堂得以增建。冲佑观的经济因朱邑侯收复观田之行动而恢复,冲佑观在曲折中发展。

明代有制,崇安县官员与百姓每年农历八月十五都会到万年宫的汉祀亭中斋戒祭祀,祈祷全县安宁祥和、河海清晏。44但据元末至明正统、嘉靖初年这段时间冲佑观的兴废程度来推断,这种祀典多是流于表面,并不会很隆重。相比于外部人员,观内的道士倒是多为心虔志诚:“每岁中秋日,羽流建醮,仰祝圣寿灵长,舆图巩固,民物乂安,山川共处。”45但詹本初的捐资营建转变了冲佑观这种衰颓之势,朱邑侯收复观田之行动为冲佑观复兴奠基,冲佑观之兴重现于万历三十年(1602)明神宗御赐《道藏》之举。明万历三十年五月,神宗敕谕武夷山冲佑观住持及道众《道藏》一部,共480函,并建武夷山冲佑观敕谕碑,碑高六尺六寸,广三尺四寸;十七行,行二寸六字。46从碑文所述的颁赐时间与函数推断,万历三十年,朝廷颁赐给武夷山的《道藏》应为《正统道藏》,所颁赐的《道藏》存于冲佑观的正殿三清殿中:“香案前竖石碑,刻‘明颁道藏,敕神座’,左右两巨柜,封贮全藏。”47《道藏》在明代非京城与天下名观是没有收藏资格的,冲佑观能得此书,可谓咸遂濡泽。

武夷山冲佑观从明初的日趋衰弱,至明中后期再度复兴,展现出了冲佑观强大的生命力。终清一代,崇奉藏传佛教,并对道教有所抑制。康熙三十四年(1695),此时的冲佑观已经与其东的会真观统称为“武夷宫”。道教势力逐渐衰微,对武夷山的道教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武夷山内诸多宫观建筑颓败损毁,而冲佑观内的建筑物因年久失修,逐渐倾圮。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黄珺 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2年05期。)

注:

1.黄永锋:《武夷山道教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

2.兰晔:《宋代武夷山冲佑观及其提举官》,《福建文博》,2021年第2期。

3.邹义煜:《历史时期武夷山儒释道的构成及其关系》,厦门:厦门大学,2007年。

4、5、19、37、45.徐表然:《武夷山名胜图绘》,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第15、24、24、52、24页。

6、8、12、21、24、25、32、34、36、39、42、46、47.董天工:《武夷山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126、82、126、82、82、126、126、126、126、126、126、84、139页。

7、11、14、22、38.衷仲孺:《武夷山志》,明崇祯十六年刻本,第42、49、49、49、36页。

9.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2页。

10、29、31、44. 徐表然:《武夷山略》,明万历四十七年刻本,第8、51、30、8页。

13.(宋)欧阳修等:《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3页。

15.方彦寿:《武夷山冲佑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8页。

16.李德辉:《全唐文作者小传正补》,沈阳:辽海出版社,2012年,第1158页。

17、20.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99、385页。

18.陈元靓:《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2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9、309页。

26.(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01页。

27、28、35.徐松:《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95、4454、2606页。

30.钟祥智:《江西地区宋代道观经济研究》,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9年,第19页。

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989页。

40.黄永锋:《武夷山道教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41.罗健:《武夷古诗词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43.陈元靓:《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