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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制约中国书法的发展

艺术思想是在文化大观念的视角下形成的。 不同的思想观点形成不同的艺术价值评价标准,进而影响对艺术的判断和创作。 它会随着民族文化的迁移而发生变异,并具有“历史化”的特征。

儒家文化和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给中华民族的心理构成、性格塑造、人文价值观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同样,他们也促进了具有儒家文化特征的艺术的形成。 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判断。

儒家思想的代表是“仁”,“仁”已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取向。 它与西方思想的人文思想不同。 西方思想以“人”来谈论人,强调绝对个人主义的“个人”。 其艺术是“个人”的艺术,充分宣扬个人的价值取向,宣泄和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 儒家的“仁”思想强调“群体性”,是社会性的人。 它的艺术是“社会人”的艺术,关注艺术对社会的意义。 “助人以德、教书育人”是典型的艺术命题和艺术目的。 尽管艺术家的个人语言可以留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但它永远也不能凌驾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主导思想之上。

纵观历史,在汉代伟大儒家董仲舒的倡导下,统治阶级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取缔和消灭了儒家以外的百家百家,并确立了儒家思想不可替代的文化专制地位。 至此,儒家思想开始全面渗透到各个领域,导致中国文化艺术因其局限性而走向衰落。 书法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之一,自然无法回避这个现实问题。 东汉诗人赵翼的《飞草书》是儒家思想渗透到书法领域的重要体现。

在父权社会,儒家强调尊卑。 受其影响,在文化艺术领域,审美标准也因严格遵循这一内在原则而具有强烈的阶级感和等级感,受到严格的阶级等级思想的禁锢。 例如,南朝谢何《古画》中的绘画“六法”,只是艺术上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潮流。 还有于建武的《书品》以“九说”论书,也是一脉相承。

唐代孙过庭《尚书》强调书志“平和”,“不激不烈,而规矩远远”,明确说明了儒家思想对文化艺术思想的直接渗透。 由于儒家哲学的影响深远,传统书法强调书庙之风,更注重“归于平和”的端庄之美。 正是这种狭隘的儒家观念限制了书法的自我表达。

孔子的儒家思想,以及他成熟的道德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培育和影响了无数中国文人和官员的艺术观念和实践。 就书法艺术而言,其风格、技法各有千秋。 风格技巧所体现的审美情趣称为风格,但风格无高低之分。

从儒家正统的角度来看,文化艺术必须受到规范,那些大胆创新、标榜个性的人就会被归为怪异,属于第二类所谓异端。 真正的书法精神与儒家所倡导的规则恰恰相反。 它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道教和禅宗的精神。

儒家思想的禁锢,导致写实艺术的实用性受到历史时期文化精神的限制。 历史上的大儒基本上不写狂草。 大儒必须端坐,讲究君子的隐匿、隐晦、温和、诚实。 然而,写狂草需要激情和自由,这似乎与儒家道德价值观不符。 两位伟大的儒家深受规则的影响。 他们没有狂草所需要的优雅、洒脱、豁达、不羁的性格。

从公元二世纪到七世纪初,统治世界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 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严重的社会灾难,导致董仲舒等儒家的神话权威受到空前的质疑和破坏。 一时间,儒家经典崩溃了。 社会秩序崩溃了。 于是庄子精神滋生,文人盛行隐居、雅致、平淡,“易”的思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倍增。 至此,统治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已经被用哲学思辨来探索无限、思考世界和生命本身的存在的哲学思想思辨所取代。 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化,为中国书画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东晋韦夫人《避震图》的出现,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先秦时期有“夷”、“夷民”,他们是道家的前身,而道家的精神又与“夷民”的生活态度有关,庄子是最典型的。 中国书画评价中的“意、神、妙、能”四种品质,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书画鉴赏的结果。 道家的生活心态、思想和审美情趣从根本上造就了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和艺术的审美评价标准。 以艺阁为首,具有至高无上的审美地位,成为艺术的最高境界。 宋代黄秀夫说:“画之从容,最难比拟。拙规于方圆,拙于彩画。格尔。” 诠释出超越礼仪与规则、超越规则与圈子的纯粹自然气场,即超然独特的个性气质。 条件和因素。

道家重视意义,崇尚新意,鼓励艺术创新。 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审美思想不讲高度,而讲韵味。 尤其是宋代,注重艺术个性的表现,不愿听从三足法。 他们对唐凯的评价并不高。 能永存。”“颜鲁公的书法可教,实乃庸俗之品。”“刘、欧乃丑恶之祖。”现代书法,在借鉴儒家理论的基础上,祖宗”取其精髓。 “去其糟粕”,把个性、创造力、自然表达放在艺术价值判断的首位。 从哲学角度看,传统书法精神以儒家精神为主导,而现代书法精神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道家、禅宗精神,并受到儒、道、禅多重思想的影响。 于是,“金尚云,唐尚法,宋尚义,元明尚泰”。 形成现代尚食的局面(这一观点是笔者首先提出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