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四. 5 月 30th, 2024

爆笑!朱自清畅谈诗经,究竟隐藏了哪些超神的道教文化?!

我看了一本叫做《经典常谈 – 诗经》的书。书里说,诗的起源是歌谣,古代人没有汉字,只能通过唱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当人们感到快乐或悲伤的时候,他们喜欢把这种情感诉说出来,唱出来。而在日常交流中,有时候言语不足以表达感情,于是人们唱歌表达。如果一首歌唱得激动人心,能够让人产生共鸣的话,就可以让人的心通透起来,情感得到宣泄。当人们感到无聊或者烦恼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唱一首歌来缓解自己的情绪。如果没有现成的歌曲,人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创作自己的歌曲,这些即为徒歌。乐歌则是经过多次流传修改后被传颂的歌曲。可以说,歌谣是“一个人的机智和多人的智慧”的结合。此外,歌谣还可以分为徒歌和乐歌两种。徒歌较为口头化,乐歌则经过多次演唱形成定型。我认为,唱歌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唱歌是人们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古人唱歌时,除了用歌声表达情感外,常常会手舞脚蹈。有些歌谣还有着简单的节奏,通过舞蹈来帮助自己唱歌。而乐器出现后,唱歌的节奏就更加规律化了。在《诗经》时代,中国已经有了琴瑟钟鼓等各种乐器,这些乐器使得唱歌更加优美,更加有节奏感。而歌谣的节奏则是靠着重叠的方式实现的,这使得歌谣具有了生命力。后来人们发展出了字数均齐,韵脚调协等技巧,歌谣渐渐演变成了正式的诗歌,并且失去了重叠的主要地位。当有了文字后,人们也才有了将歌谣记录下来的可能。最初的诗歌,可能就是由记录下的歌谣演变而来的。而这些歌谣是由乐工记录下来的,他们的职责是演奏和唱歌。因此,古代的诗歌里都带着浓厚的乐器气息。我了解到,古代太师们的职责不仅仅是掌握本国的乐歌,还需要搜集其他国家的乐歌,包括乐谱和词曲。在当时,社会被划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层次,太师们的任务是服务于贵族,所以他们搜集的歌曲必须合适贵族的口味,而平民的作品则不会被考虑。太师们搜集到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当合唱时,必须增加一些重复的字句或章节,所以有些歌词会被改变。此外,太师们还保存了一些贵族为特殊仪式,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和打猎等等场合而演唱的诗歌。这些诗歌通常被称为典礼诗歌。还有些讽刺、赞美等江山君臣的献诗,这些献诗是臣子们献给君王听的,所以也被称为献上的诗歌。太师们收集了这些唱本,带着乐谱,共有三百多篇,通称为“诗三百”。到了战国时期,贵族渐渐衰落,平民逐渐崛起,新的音乐代替了古代乐曲,职业乐工四散而去。乐谱也随之失落,但是这三百多篇唱词依然传承下来,后来形成了《诗经》。在古代,诗歌被视作表达情感和表明思想志向的一种形式,因此有一句古诗写道:“诗言志”,意为“诗歌表明思想志向”。我了解到,“言志”这个词源于古代,由“言”和“志”两个字组合而成。古代的言志和现在所说的“抒情”不同,言志总是和教化相关。在春秋时期,流行着一种称为赋诗的文学形式。在外交的宴会上,各个国家的使臣通常会推选一首或几首赋诗,让乐工奏唱。这有点类似于现代的请客点戏,不同之处在于所选的诗名必须富有意义,可以表达对某个国家、某个人的祝愿、感激、责难等等。这些意义都从诗篇中断章取义,不受上下文的影响。断章取义主要是为了在当前环境下进行暗示。例如在《左传》中,郑伯宴请晋国赵孟,赵孟要求大家赋诗,想了解他们表达的“志”。子太叔赋诗《野有蔓草》,原诗第一句是“野有蔓草,零露水晨兮”,其后还有描写美女、男女私情的内容,但子太叔只取末两句,用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他完全不考虑上文上下文的意义,而这正是“诗言志”的体现。在宴会上,赵孟就使用了“诗以言志”的这句话。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形式已经不再流行了。意义却被孔子重新解读和利用。我了解到,孔子采用了断章取义的方法,用诗来阐述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例如,他将《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描述治玉过程的诗,引用来教训学生要下工夫学问。他还将《离骚》中描写美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句话,解释为比喻作画,先要有白底子才能作画,如此便可比照文化进展。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诗,孔子认为“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含《诗经》300篇的道理,同时也说到了诗歌鼓励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母和君主等等方面的道理。然而,在春秋时期,各个列国的赋诗并不是为了解诗,只是利用诗来作为乐歌使用,这仅仅是一种体面和文化闲谈。至于诗篇的原意,那时候人们已经非常清楚,不需要讨论。而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再简单作为乐歌,孔子重新诠释诗篇的意义和价值,将《诗经》打造成了儒家六经之一,其思想深深影响了儒家后世。而那个“志”,在那时已经指向了与教化相关的含义。仅凭个别篇章就做出结论。我了解到,孔子的断章取义的方法被后来的儒生们继承和运用,并将其运用到了对《诗经》的注解上。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这两本解诗的著作几乎全部采用了断章取义的方式,甚至还有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断章取义还要变本加厉。毛氏包括大毛公毛亨和小毛公毛苌两人,都是汉朝时期的人物,大毛公创始了《诗经》的注解,并传给了小毛公,后者完成了这项工作。郑玄则是东汉时期的人物,他专门为毛氏《传》写了《笺》。他们有时借鉴其他学者的解释,但在原则上仍然是孔子的“思无邪”的追随者,使用了断章取义的方法来说明每篇诗的时代背景和含义。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解释,也借鉴了孟子“知人论世”的思想,认为应该运用孔子的诗歌哲学,裁剪古代的史书,来证明每篇诗是何时创作的,以及创作目的。然而,这种做法往往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只凭片段来断定一个诗篇,往往会失去原有的意图和内涵。实际上,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是要通过看全篇来理解,才能真正把握诗篇的真正含义。我和他们有所不同,不拘泥于字句上,而是更注重作诗人的内心志向与他们所表达的意义相符。他们采用的“以史证诗”的方式来猜测作诗人的心意,往往偏离了作诗人的真实想法,但这种思想却可以关联教化,与“诗言志”一语相符合。这种基于历史的诗歌解析思想,最早在《诗序》中得到了具体表现。 《诗序》由《大序》和《小序》两部分组成,《大序》总论似乎是子夏所写,但实际上作者不明。《小序》则是由大、小毛公编写的,每篇诗都有相应的注解。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主要内容,尽管传中也有偶尔提及,但通常以训诂为主,选取的字义只是协助序的解说,无意中带有一定的方向性。然而,《小序》仍然是泛泛而谈的,具体指向并不多。 直到郑玄的时代,这种思想才得到了更为详细的发展。他按照《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史料,编写出了《诗谱》,几乎为每篇诗都确定了一个时代背景;《笺》则更多地发挥了作为各篇诗背景的历史的作用。以史证诗在他手中得到了最全面的发展。 《大序》说明了诗歌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这六种体裁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三种体裁,指出这三种体裁的作用都是在于表达人们对道德、礼仪和政治的追求。按照教化作用来解释,《国风》中的风表示风化和感化的意思,雅表示正义的意思,颂则表示形容盛德的意思。近来的研究表明,这三个词的意义都来自于音乐。风是指各地的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最初是写作“乌”,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可写作“夏”,古代乐章中叫作“夏”的很多,或许最初是地名或族名。雅还分为《大雅》和《小雅》,大约也是因为乐调不同的原因。颂则写作“容”,容指的是“样子”,这种乐通常带有歌舞表演,舞蹈姿势各异。 除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应该有一个“南”。南是指南音或南调,《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的诗,最初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区的歌谣。《国风》最初有十五首,经过剔除两首“南风”的歌谣,现在只剩下十三首。而邶国和庸阝两个国家的诗歌经过考证,实际上是卫国的诗歌,那么现在《国风》中只有十一首。 赋、比、兴的意义则说法最多。大概这三个名字的初衷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学和音乐。赋表示仿作和模仿的意思,比表示比较和类比的意思,兴则表示情感抒发和感怀的意思。这三个体裁并没有风、雅、颂那样严格的界限和定义,所以经常出现相互交融的情况。这段文字表述了赋、比、兴这三种文学体裁的含义和教化意味。我认为,赋最初的意思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中也有“直陈当下政教善恶”的意思。比和兴都是在《大序》中所谓的“主文而谲谏”,用比喻、譬喻等委婉的方式来进行讽刺和警醒。这样说话并不会有罪过,但是听到这样的言论,人们却能够自我警醒。在《诗经》中,许多譬喻都是在比兴的语境下,断章取义的话往往可以解读为政教的含义。比和兴都是政教的比喻,但是在诗篇开头的时候,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注,不标注赋和比,因为兴虽然和比喻一样曲折,但是在诗篇开头,兴通常关系到整首诗,所以更重要。《毛传》标注的兴诗共有116篇,是所有体裁中最多的,其中《国风》最多,第二的是《小雅》。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两个部分的搜集歌谣很多,因此金针乱舞的比喻也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