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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化是东亚文明未来的基石

作者:蔡美华,湖南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各国广泛而持续地传播,形成了以中国古典文化为核心并辐射到东亚其他地区的“东亚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又称“儒家文化圈”。文化圈”。 中国古典文化以汉字为语言工具、中国文学为主要感知形式、儒家思想为主要价值核心传入古代东亚。 它对东亚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并逐渐积累成为古代东亚社会的一个集体。 无意识的原型,从而促进了东亚文化体系的构建。 时至今日,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领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汉字在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字作为一种自治文字,是世界上所有现存语言中唯一的表意文字。 它们是中华文化最显着、最独特的象征,是中华文化延续至今的重要因素。 同时,它也是承载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媒介。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汉字独特的传播功能,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才得以在整个东亚地区广泛而持续地传播。 费正清曾说过:“如果没有汉字的影响,东亚就不会成为世界文明中如此独特的整体”。 据史料记载,汉字和中国文化很早就传入东亚各地。

朝鲜半岛于公元前2世纪开始大规模接受汉字,并逐渐采用汉字作为标准隶书。 虽然“香扎”、“离都”等文字形式创制于公元前4世纪,但仍以汉字抄写。 录制韩语。 尽管朝鲜在 15 世纪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文字 Hangmun,但直到 19 世纪末才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 在古代朝鲜,无论是国号、官衔、基本制度,甚至文学创作,都主要是用汉字记录的。 这表明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使用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虽然日本对汉字的接受要晚于朝鲜半岛,但日本出土的东汉“汉奴王”金印和新莽时期的货币可以证明汉字是汉代传入日本。 日本奈良时代的《万叶集》完全是用汉字作为媒介记录的。 同时,日语借用了汉字“用读”、“读读”的读音,并模仿汉字的结构创造了“片假名”、“平假名”,形成了日语文字,体现了日语的传播和广泛使用。日本的汉字。

越南接受和使用汉字的程度甚至超过朝鲜半岛和日本。 在越南文字出现之前,汉字一直是其唯一的官方文字。 越南古代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记载和流传的。 直到11世纪,越南才根据汉字的结构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Nom”。 在古代越南,国家政策、法律、史书、文学创作,甚至家谱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可见汉字在越南的流行和使用。

陈寅恪曾说过:“按照今天的训诂标准,任何一个词的解释都是一部文化史”。 汉字在东亚的传播和使用,使其成为连接中国和东亚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 汉字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典文化在东亚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儒家思想是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原动力

如果说汉字是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传播的感性形式,那么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广泛传播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中国古典文化是一个开放的集合体,其中儒家、道家、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在东亚各国都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但最显着的无疑是儒家思想及其价值体系。 儒家的道德、礼乐教育等价值观以及家国同构等价值观,以及仁、义、礼、智、信、忠、孝、宽恕他人等价值观,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德性、秩序、节制、和谐,对古代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和越南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明具有明显的建设功能。

在朝鲜半岛,从公元一世纪初开始,人们就开始接受《论语》等儒家经典。 公元4世纪,百济建立了儒家五经博士教育制度。 公元6世纪,儒学在新罗兴起。 新罗统一后,中央设立国学,教授儒家经典。 高丽时期,中央设立国子监,地方设立乡村学​​校,推广儒学教育。 958年,高丽实行科举制度,将儒家经典纳入科举考试的一部分,迅速推动了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朝鲜王朝更加重视儒学教育,尤推崇程朱理学。 它建立了官办教育和私办教育两种模式来普及儒学,对于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接受和认同“他者”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和完善“自我”文化。 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伦理价值观对古代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甚至积累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到古代朝鲜的社会文化心理中,成为其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潜在地影响着朝鲜半岛的社会。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建设各个方面。 即便是现在,这种影响也没有消失。 正如韩国学者李瑞香所言:“朝鲜民族自古以来就与儒家思想建立了联系,这对于调整和确立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民族文化的性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3世纪末,《论语》等儒家经典从百济传入日本。 公元6世纪,百济定期派遣五经博士到日本传授儒学,儒学在日本迅速传播。 7世纪初,圣德太子按照儒家伦理制定了“王爵十二令”,改革政治制度,并借鉴儒家伦理秩序原则,颁布了“宪法十七条”,其中的术语大多取自儒家经典。 八世纪初,大化改革颁布了《大保法令》,专设《学令》一章,规定以《论语》、《孝经》为必修课的儒家教育在大学或中国研究中实施。 江户幕府时期,诸学成为日本的官方学校,各领域各级学校均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 17世纪以后,阳明月成为日本的主流意识。 阳明月所倡导的心理统一、良知修养、知行合一等理念,对于推动日本社会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具有积极意义。

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接受者的接受活动绝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将“他者”文化转化为“自我”文化的新品质。 江户时代的林罗赞主张将朱西学与日本神道融合,以达到神教与儒教的统一。 石田梅井主张儒佛三教合一,甚至通过社会启蒙运动,儒学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日本社会文化心理的主要构建力量。 因此,以儒家思想为骨干的中国古典文化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日本现代学者内藤港南认为:“欲知日本文化之根源,必先了解中国文化”。

秦统一后,儒学在今天的越南传播。 三国时期,大批中原儒士来到古代越南弘扬佛经,推广儒学教育。 隋唐时期,古代越南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古代越南的传播和发展。 968年,越南统一。 建国初期虽然实行“崇佛抑儒”的政策,但儒学的传播和实践却没有中断。 十一至十四世纪的李陈两代虽然奉行“儒释道并重”的政策,但仍然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思想基础。 1400年,胡朝实行“抑佛尊儒”政策。 1428年,李朝实行“独儒”政策。 1778年,泰山阮朝仍尊崇儒学。 1802年,阮福英的阮朝作为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继续奉行“独尊儒教”的国策。

审视、吸收、学习“他者”文化,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创造“自己”文化。 与古代朝鲜半岛和日本相比,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刻。 经过数千年的传播和渗透,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越南社会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中,潜在地影响着越南人民的思想、行为模式、认知心理、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 同时,儒家思想在越南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原型”意义,成为其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源泉。 越南河内国立大学教授阮金山认为,越南儒学“是儒学在越南传播发展和儒学在越南本土化的结果”。 越南儒学“丰富了儒学的面貌,是东亚儒学和世界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文学在传播中国古典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汉字和以儒家思想为骨干的中国古典文化最初在东亚的传播仅限于各地精英阶层,小范围存在。 汉字和儒学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即从上流社会向普通民众的传播,只有借助强大的叙事手段才能成为现实。 东亚中国文学是这种叙事方式的最佳承载者,对汉字和中国古典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与儒家的理性存在方式不同,中国文学通过汉字这一媒介,以感性的方式在整个古代东亚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作用,进而对推动东亚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东亚古代社会文化。 。

东亚中国文学是指东亚历史上一切以汉字为媒介呈现的文学现象及其引发的一切文学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历史上东亚文化圈所覆盖和辐射的中国文学。 除中国外,其地理范围主要包括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其发展历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七世纪至九世纪是东亚中国文学的发生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以学习中国文化、接受和模仿晋唐文学为特点。 新罗诗人崔致远的汉诗和日本的汉诗集《外风早》都深受《诗经》和唐诗风格的影响。

10世纪至14世纪是东亚中国文学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东亚华文文学作家数量众多,散文集大量,风格多样。 在创作原则上,他以唐宋研究为主,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体系。 其整体创作价值取向以儒家诗学理念为基础。

15世纪至17世纪是东亚中国文学的成熟时期。 东亚华文文学中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的创作已达到一定的高度。 记录东亚各国文化交流、文人笔谈的《衍行录》、《朝天录》等中国散文创作脍炙人口。

18世纪和19世纪初是东亚中国文学的鼎盛时期。 高峰体现在各国作家群体不断壮大、流派众多、作品丰富、形式多样、批评繁荣。 这一时期东亚各国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各国政治、科举制度、文化交流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理想追求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价值世界。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东亚中国文学的转型时期。 后来,东亚华文文学逐渐被新文学所取代。 东亚中国文学虽然在形式上衰落了,但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传统却得以延续,为现代东亚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东亚中国文学对于汉字、汉语,特别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化在古代东亚社会的广泛传播,其作用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阮金山认为,儒家文学文献“能够体现儒家思想对越南儒学和越南人民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 不仅越南华文文学如此,整个东亚华文文学也是如此。

中国古典文化助力东亚文明走向美好未来

中国古典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三教合一”的文化:儒、释、道。 三人道路不同,目标却相同。 他们的终极理想都是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彻底实现。 因此,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化借助汉字、儒家思想、中国文学等主要元素,在东亚历史上广泛而持久地传播,进而逐步建立起了儒家的道德修养、礼序、忠诚、孝道等。古代东亚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平等平等的培育。 以理想为核心的东亚文化价值体系。

东亚之所以能够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不断影响下,逐步构建起相对稳定的东亚文化体系,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化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古代人的“期待视野”。东亚社会文化。 ”,通过对“主体间性”的体验和解读,是最终进入“共享世界”的必然结果。 东亚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思潮、注重国家和集体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为东亚文化建设凝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系统。

东亚文化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般认为,它孕育于公元4、5世纪,形成于8世纪,19世纪末开始衰落。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其最终的价值取向简而言之就是“和谐”,更是“和谐共存”或者“和谐共生”。 在这一价值理想的指导下,东亚文化体系包括家国同构的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三教合一”的价值观、阴阳认识论和五要素中,华夷观围绕着“中庸”和“中庸”态度等内容和特征。 关于如何看待东亚文化,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汉学家冈村茂那里得到一些启发。 冈村茂在谈到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指出:“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文化已经融入日本人的血液里,不能也不能抛弃、放弃。 “只有‘不断学习和继承中国古典文化和思想,日本才能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避免完全西化、美国化。’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东亚文化。”

更重要的是,东亚文化是东亚文明走向未来的历史基石,东亚文明是东亚文化创新的动力源泉。 因为东亚文化往往意味着坚持历史传统、尊重东亚文化的特殊性; 而东亚文明往往指向未来,意味着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认可和践行。 从东亚文化对东亚文明的影响来看,牢记东亚文化传统是东亚文明的基础; 积极接受其他文化的进步性,是东亚文明认识自身、强化自身的动力; 将他国文化的优秀元素转化为自身文化的新品质,是东亚文明长久生命力的必由之路; 将传播东亚精神文明与促进东亚物质文明交流发展结合起来,是东亚文明繁荣的必要条件; 坚持异质文化和平共处的原则,是东亚文明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这些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契合,是新时代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精神财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古代朝鲜半岛中国诗歌传播文献搜集与研究”(18ww004)的阶段性成果)